要把對沖基金往死里整，歐洲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價值觀就會與美國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價值觀產生正面的沖突
　　在希臘危機中，對沖基金真的是在惹事生非嗎？他們的行動真的有必要讓歐美監管部門不得不聯合起來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勇氣才能堵住當前日益瘋狂的投機行為嗎？世界該如何避免在全球化的舞臺上所出現的“三元悖論”的問題？
　　筆者認為，直面這次由希臘等國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金融全球化的秩序維護問題，所帶來的意義甚至可能超過我們對全球化環境下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和金融創新濫用問題的認識。
　　首先，今天希臘問題鬧到這個地步，絕對不能說是市場投機力量在無中生有，制造事端。而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歐盟政府在重蹈覆轍，只不過在問題的暴露和激化上對沖基金確實發揮了客觀結果上無法推卸的負面作用。如同索羅斯所說，他要用自己的投機戰略來搞垮存在制度瑕疵的經濟體系，以一場危機的形式來教訓那些當事國政府，從而迫使他們來進行制度改革。
　　事實上，歐洲經歷了92貨幣危機之后，確實加快了歐元一體化的進程，避免了采取盯住德意志馬克所帶來的制度脆弱性。從嚴格的“貨幣危機”的理論意義上講，歐元的波動雖然再也不會像固定匯率制度執行的國家那樣，產生嚴重的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危機，但時隔18年，歐盟同樣面臨了當初那些執行固定匯率制度的歐洲國家所面臨的“兩難選擇”，盡管現在歐盟的制度約束不是來自于固定匯率制度，而是更加意義重大的歐元區經濟體的維護問題：
　　一方面，如果發揮央行所應具備的“最后貸款人”的救市功能，那么在歐盟的救助下，希臘問題完全可以克服。希臘政府已經提出大規?？s減財政赤字的新舉措，市場普遍認為這是歐盟伸出援助之手的必備條件。
　　另一方面，讓歐盟政府尷尬的是，一旦救助希臘，歐元中長期因為流動性過剩、通脹壓力增大而又不能按照歐洲央行自己所承諾的盯住通脹的貨幣政策來采取大幅升息——這樣做會讓剛剛穩定下來的希臘債務危機再次點燃——結果必然導致歐洲央行的信譽下降和由此帶來的歐洲經濟的凝聚力開始下滑的格局，從而促使歐元進入一個較為長期的趨勢性貶值狀態和通脹風險不斷膨脹的壓力。如果這時，歐盟不啟動最后貸款人的救市機制，下狠心甩掉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的包袱，那么就有可能產生更為嚴重的歐洲政治危機。
　　對沖基金看到了歐盟經濟這種制度上的軟肋——陷入了一種新形式的“三元悖論”陷阱：即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維護，金融交易自由化，就不可能實現歐洲央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即防止通脹的利率政策等），于是他們借題發揮，施展自己擅長的立體式投機戰略，通過讓歐盟就范來達到對沖基金自己獲取暴利的目的。
　　其次，歐美政府今天的監管大合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作為歐洲，要從“三元悖論”的陷阱中爬出來，找到一個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狀態，就必須要放棄上述三個做法中的任何一個，目前看來，就是放棄金融交易自由化！
　　因為要把對沖基金往死里整，歐洲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價值觀就會與美國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價值觀產生正面的沖突，筆者認為，美國絕對不會因為保證歐洲信貸市場穩定發展而犧牲自己創造流動性、承擔風險的主力軍對沖基金的作用，因為這樣做會削弱美國金融市場直到現在為止所向披靡的競爭力。至于美國，還需要來自歐洲盟友的幫助，所以不得不制止自己的對沖基金目前得寸進尺的做法。
　　所以，市場投機的力量會很快收斂，但是，這絲毫沒有改變歐盟成員結構不整齊、容易出亂子的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講，歐元區的不穩定是他們自己謀求政治利益整合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于是，我們不得不要問自己，貨幣聯盟的方式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最后，如果我們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大家族，那匯率制度的穩定就必然會遭遇挑戰，中國也很容易陷入兩難的選擇。尤其是金融危機的狀態下，中國政府放棄匯率穩定的戰略來謀求貨幣政策對經濟復蘇的刺激作用，或堅持匯率機制的穩定以保證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能夠得以維系，從而不得不放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所應發揮的作用，無論是哪種做法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所以，適當控制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和速度，以保證中國經濟在現階段用內需和外需兩條腿走路的戰略順利推進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與亞洲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如何來防治今天歐盟所面臨的尷尬局面將使我們今后需要深刻反思。筆者認為，只有全球建立行之有效的統一合作監管模式才可能抵擋全球化環境下投機資本的負面沖擊力量。